今天是南京大学建校118周年纪念日。

今天，群学书院与大家分享的，是1932年10月11日，南京大学前身之一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讲演《中央大学之使命》。正是在这次讲演中，罗家伦提出，一国首都之大学，应当为民族文化负起特殊的使命;也正是在这次讲演中，罗家伦提出了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

在我们看来，对正为单薄脆弱、浮华纤巧、柔弱萎靡、故步自封所困扰的中国大学与中国社会而言，这篇雄文，理当牢牢铭记，常读常新。

大学之使命

文 | 罗家伦

朗读 | 贾心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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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1897-1969)

1932-1941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01

办理大学，不仅是办理大学普通的行政事务而已，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认为个人的去留的期间虽有长短，但是这种使命应当是中央大学永久的负担。

本来，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缺少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一个国家形式上的灭亡，不过是最后的结局，必定是由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先告衰亡。所以今日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的腐败，而最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

我们知道：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

02

英国近代的哲学家荷尔丹曾说：“在大学里，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反照出自己的真相。”

可见，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其影响所及，不仅使民族的现身因此而自取灭亡，并且使这民族的后代，要继续创造其民族文化，也一定不为其他民族所允许的。

从另一方面看，若是一个民族能努力建设其本身的文化，则虽经重大的危险，非常的残破，也终久可以复兴。积极的成例，就是拿破仑战争以后，普法战争以前的德意志民族。我常想今日中国的国情，正和当日德意志的情形相似。德国当时分为许多小邦，其内部的不统一，比我们恐怕还有加无已;同时法军压境，莱因河一带具分离而受外国的统治。这点也和我们今日的情形，不相上下。

当时，德意志民族历此浩劫还能复兴，据研究历史的人考察，乃由于三种伟大的力量：第一种便是政治的改革，第二种是军事的改革，第三种便是民族文化的创立，这种力量最伟大，其影响最普遍而深宏，其具体的表现便靠冯波德(Wilhelm von Humbaldt)创立的柏林大学，和柏林大学哲学教授菲希特(Fichte)一般人对于德国民族精神再造的工作。所以现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家古趣(G. P. Gooch)认定创立柏林大学的工作，不仅是德国历史上重要的事，并且是全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事。

尤能使我们佩服的，便是当年柏林大学的精神。在当时法军压境，内部散乱的情况之下，德国学者居然能够在危城之中讲学，以创立德意志民族文化自任。菲希特于1807年至1808年间在他对德意志民族讲演里说：“我今天乃以一个德意志人的资格向全德意志民族讲话，将这个单一的民族中数百年来因种种不幸的事实所造成的万般差异，一扫而空。我对于你们在座的人说的话是为全体德意志民族而说的。”

现在，我们也需要如此，我们也要把历史上种种不幸事实所造成的所有差异，在这个民族存亡危迫的关头，一扫而空，从此开始新的努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就是由于这种整个的民族精神先打下了一个基础。最后俾士麦不过是收获他时代的成功。柏林大学却代表当时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使全德意志民族在柏林大学所创造的一个民族文化之下潜移默化而形成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个的组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决不能确立一个中心而凝结起来;所以我特别提出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本大学的使命，而热烈诚恳的希望大家为民族生存前途而努力!

03

讲到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们不可不特别提到其最重要的两种含义：

第一，必须大家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我们今日已临着生死的歧路口头，若是甘于从此灭亡，自然无话可说，不然，则惟有努力奋斗，死里求生，复兴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这个共同意识之下来努力。

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成为互相协调的。若是各部分不能协调，则必至散漫无系统，弄到各部分互相冲突，将所有力量抵消。所以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

中国办学校已若干年，结果因配置失宜，以致散漫杂乱，尤其是因为没有一个共同民族意识从中主宰，以致种种努力各不相谋，结果不仅不能收合作协进之功效，反至彼此相消，一无所成。现在全国大学教授及学生，本已为数有限，若是不能同在一个建设民族文化的目标之下努力，这是民族多大的一件损失?长此以往，必至减少，甚至消灭民族的生机。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我们应当痛心。但是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我上面就德意志的史实来说明我们使命的重要，并不是要大家学所谓“普鲁士主义”，而是要大家效法他们那种从文化上创造独立民族精神的努力!

04

我们若要负得起上面所说的使命，必定先要养成新的学风。无论校长、教职员、学生都要努力于移转风气。由一校的风气，转移到全国的风气。事务行政固不可废，但是我们办学校，不是专为事务行政而来的，不是无目的去做事的。若是专讲事务，那最好请洋行买办来办大学，何必需要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必须有高尚的理想做我们努力的目标，认定理想的成功比任何个人的成功还大。个人任何牺牲，若是为了理想，总还值得。必须能够养成新的学风，我们的使命乃能达到。

我们要养成新的学风，尤须先从矫正时弊着手。本人诚恳的提出“诚朴雄伟”四字，来和大家互相勉励。

所谓“诚”，即谓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他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他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对于我们的使命更要有诚意，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坚定的守着认定的目标走去。要知道从来成大功业成大学问的人莫不由于备尝艰苦，锲而不舍的做出来的。我们对学问如无诚意，结果必至学问自学问，个人自个人。现在一般研究学术的都很少诚于学问。看书也好，写文章也好，都缺少对于学问负责的态度。试问学术界习气如此，文化焉得而不堕落?做事有此习气，事业焉得而不败坏?所以我们以后对于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至于人与人间之应当以诚相见，那更用不着说了。

其次讲到朴。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现在一般人皆以学问做门面，作装饰，尚纤巧，重浮华;很难看到埋头用功，不计功利，而在实际学问上作远大而艰苦的努力者。在出版界，我们只看到一些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使青年的光阴虚耗在这里，青年的志气也销磨在这里，多可痛心。从前讲朴学的人，每著一书，往往费数十年;每举一理，往往参证数十次。今日做学问的和著书的，便不同了。偶有所得，便惟恐他人不知;即无所得，亦欲强饰为知。很少肯从笃实笨重上用功的，这正是庄子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弊病。我们以后要体念“几何学中无王者之路”这句话。须知一切学问之中皆无“王者之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第三讲到雄。今日中国民族的柔弱萎靡，非以雄字不能挽救。雄就是“大雄无畏”的雄。但是雄厚的气魄，非经相当时间的培养蕴蓄不能形成。我们看到好斗者必无大勇，便可觉悟到若是我们要雄，便非从“善养吾浩然之气”着手不可。现在中国一般青年，每每流于单薄脆弱，这种趋势在体质上更是明白的表现出来。中国古代对于民族体质的赞美很可以表现当时一般的趋向。譬如诗经恭维男子的美便说他能“袒裼暴虎，献于公所”，或是“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恭维女子的美便说他是“硕人颀颀”。到汉朝还找得出这种审美的标准。唐朝龙门的造像，也还可以表现这种风尚。不知如何从宋朝南渡以后，受了一个重大的军事打击，便萎靡不振起来。陆放翁“老子犹堪绝大汉，诸君何至泣新亭”的诗句，虽强作豪气，却已早成强弩之末。此后讲到男子的标准，便是“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一流的人。讲到女子的标准，便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流的人。试问时尚风习至此，民族焉得而不堕落衰微?今后吾人总要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一切纤细交弱的颓风。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要无病态。不作雄健的民族，便是衰亡的民族。

第四讲到伟。说到伟便有伟大崇高的意思。今日中国人作事，往往缺乏—种伟大的意境，喜欢习于小巧。即论文学的作风，也从没有看见谁敢尝试大的作品，如但丁的神曲，哥德的浮士德;只是以短诗小品文字相尚。我们今后总要集中精力，放开眼光，努力做出几件伟大的事业，或是完成几件伟大的作品。至于一般所谓门户之见，尤不应当。到现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大家岂可不放开眼光，看到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而还是故步自封，怡然自满?我们只要看到整个民族存亡的前途，一切狭小的偏见都可消灭。我们切不可偏狭纤巧，凡事总须从伟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

我们正当着民族生死的关头，开始我们的工作，所以更要认清我们的使命，时刻把民族的存亡一个念头存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只有这种内心的推动力才能继续不断的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国民族的伟大事业。愿中央大学担负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这是本人一种热烈而诚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