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省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学，有一群特殊的教师队伍，他们不教孩子，专教教师——通过反复听课、评课，大规模调研，成立教研组、备课组，努力提高课堂教育水平。

这支队伍是来自北京的援青教师，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北京对口支援玉树的缩影。

“扶贫必扶智。”

2010年以来，北京累计投入资金2亿多元支援玉树教育发展，并先后选派25名教育干部到玉树州县(市)教育部门和学校、教研机构开展援青工作。

援助成果颇为突出。以今年高考为例，玉树州参加高考的玉树“北京班”学生245人，本科上线187人，其中本科一段上线65人。

8月12日，青海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学，周三为民族服装日，上午课间操期间，同学们身穿民族服饰在操场上跳舞。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8月12日，青海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学，周三为民族服装日，上午课间操期间，同学们身穿民族服饰在操场上跳舞。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2亿资金

“截至目前，北京累计投入资金2亿多元，在玉树先后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暨布局调整工程、中小学标准化以及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教育信息化等工程。”北京第四批援青教育团队领队、玉树州教育局副局长刘建新介绍。

“扶助式援助”之外，还要实现“造血式援助”。

北京援青团队2016年-2017年先后投入170万元，以走出去和走进来两种方式，累计培训人员370余人次。包括举办教育财务人员培训班，培养教育系统财务工作骨干30人，并开办教育系统管理者培训班，累计培训管理者40人。同时举办了中小学班主任培训工作，培养骨干班主任80人。

此外，刘建新介绍，2016年，北京市还聘请国内知名幼儿教育专家，对玉树100名幼儿园教师进行了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培训。

玉树州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白明表示，十年来，玉树州教育发展显著提升，实施了普通高中、义务教育建设、学前教育和教育现代化项目。“初升高升学率从32%提高到98%;151所幼儿园建成投运，幼儿园入园率从3.5%提高到68%;义务教育巩固率从90.2%提升至96.1%。”

三名高考第一名曲周桑毛(左前二)、俄总(左中三)、白玛才吉(右前二)，与部分同学、援青教师和学校领导合影。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三名高考第一名曲周桑毛(左前二)、俄总(左中三)、白玛才吉(右前二)，与部分同学、援青教师和学校领导合影。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援青教师“生力军”

在北京对玉树的教育帮扶方面，援青教师团队成为中坚力量。

刘建新介绍，2016年-2019年，北京市先后选派25名教育干部到玉树州县(市)教育部门和学校、教研机构开展援青工作。

2019年7月底，毛荣成、李建国、祁生贵、郭仲强、刘海雅等五名第四批援青教师成员一同来到青海省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学对口支教。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李建国担任副校长职务，同时承担语文教研组教研工作。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李建国说。

刘建新表示，援青期间，教师团队发挥了“生力军”作用，组织开展课题研究，摸清了玉树理科教育的资源家底、教师家底、工作机制家底，厘清了玉树理科教育提升质量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形成了《玉树地区理科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的报告，提出了玉树提升理科教育质量的具体对策。

“可以说，在援建项目规划、教育学术交流、资源联络等方面，教师团队成为了双向互通、纵向联通、横向打通的桥梁。”刘建新说。

物理课上，学生上黑板答题。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物理课上，学生上黑板答题。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异地办学带出多个“第一名”

“通过异地办班、异地办校、异地培养，北京对口玉树的教育扶贫，从源头上阻断了贫穷代际传递。”北京青海玉树指挥部党委委员、玉树州委组织部长马晨说。

玉树异地办学缘起于十年前。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全州各级各类学校损毁严重，重灾区初中以上学生被转移到异地就读。

随后几年，玉树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完成重建并投入使用，转移的学生陆续返回学校就读。与此同时，2013年，玉树州借助北京对口支援协调对接，达成了一系列高中和中职异地办班项目。2014年，玉树州又继续向异地选送初高中生720名，其中高中学生330名。“至此形成异地办学规模化发展的雏形。”刘建新说。

马晨介绍，2015年，玉树州初中毕业生出现井喷式增长，州内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为了让所有的初中毕业生有书读有学上，在北京对口支援的支持下，玉树制定“异地办学千人计划”，即每年向异地输送1000名学生，这个被称为“异地办班”的异地教育模式从此浮出水面。

2015年开始，玉树州每年从北京对口支援资金中拿出3780万元用于“异地办班”高中生食宿、往返交通、体检、保险等费用，人均年支出费用两万元，已累计补助资金1.89亿元。2017年起，又连续三年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高中生每年每人补助5000元，累计补助资金1344万元。

截至目前，玉树州在北京、辽宁、四川、湖北等四个省市以及省内15所学校开展“异地办班”，成功输送学生6751人，占全州高中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占全省异地办学总数的近60%，其中95%以上来自农牧民家庭，且部分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子女。

2017年起，为了培养本地高端实用人才，玉树连续三年、每年挑选10名本州各行业中的优秀人才送到北京大学等北京高校进行为期1年的研究生课程跟班就读。2018年，在北京的支持下，玉树州又推出“异地办校”之举，在海拔较低的海东市建成玉树海东高级中学，并委托中央民大附中进行管理。

几年间，异地办学成效显现。

2020年高考，玉树州参加高考的玉树北京班学生245人，本科上线187人，其中本科一段上线65人。

此外，2018年高考全省藏理科第一名，2019年高考全省藏文科和藏理科第一名，2020年高考全州藏理科、藏文科、英文科第一名都出自玉树州异地高中班——“北京班”。

8月12日，青海玉树州人民医院，北京援青教师李建国接受高原适应性治疗。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8月12日，青海玉树州人民医院，北京援青教师李建国接受高原适应性治疗。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对话

援青教师李建国：即使返京 仍会关注玉树教育发展

■反复听课、评课 帮助年轻教师改善教学质量

新京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支教任务?

李建国：我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法实验学校，教高中语文，有大概29年的教龄。去年7月底，受北京市教委和区教委嘱托，我们第四批援青教师来到了青海省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对口支教工作。

第四批援青教师共有五人，包括我在内，分别教授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理五个科目。

按照前期计划安排，我们大概在今年8月底完成为期一年的援青支援工作，离开玉树返回北京。

新京报：在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学，你日常都做些什么?

李建国：我们今年的支援工作主要围绕学校的教师培训展开。四高是一所新兴的高中，全校教师包括学校领导在内，平均年龄在26岁左右，一线任课教师教龄大都在三年以内，教学经验较少，校内师资力量也极为贫乏。

我们来到学校的第一步，便是配合学校进行入职教师培训，包括思想观念和知识技能方面，争取让年轻教师更快融入四高的教育、教学体质，做到规范化、专业化。

之后，我们就开始不断了解整个学校的教学情况，比如下去听课，反复地听各科课，针对课堂的每个环节进行指导并提出建议，比如多一些师生互动等;同时进行大范围调研，提出建议递交给校长研判。

然后，我们开始针对各自负责的科目进行“深挖”。以我负责的学科语文为例，我们刚来四高的时候，教学教研体质比较松散，甚至连语文教研组都没有，老师“各自为政”，没有一个规范可言。所以，我们制定了恢复语文教研组活动的计划。

我觉得，一定不能让教学成为闭门造车的封闭职业，只有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才能提高教育整体质量。于是，我们又按年级划分备课组，以便老师同头备课、互通有无，并指定了相关的负责人，又把每周四的教研活动分为单双周制度。双周全体教研组老师活动，单周以备课组为单位活动，每次活动要有详细的记录。

此外，我们进行了多轮反复听课、评课，通过不断地打磨，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让年轻教师改进，现在的课堂效果已经较一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观。

■学生和家长见到我们都会鞠躬

新京报：在北京教书和在玉树教书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什么区别?

李建国：相同点的话，就是无论在北京还是在玉树，大家都很重视教育。以前我一直以为玉树并不重视教育，但真正到这里才发现，在玉树，家长和学生都已经意识到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一生非常重要的事。

之前碰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老爷爷带着自己的孙子来到学校，这个孩子说不想念书了有辍学的想法，但家里坚决反对，奶奶甚至说出“你要是不念书我就自杀”这种话，爷爷一听很着急，只能带孙子来学校继续念书。

虽然说这种行为很极端、不可取，但我们通过这件事了解到，当地人无论多大年龄，确实都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学校里，很多家长会来陪读，学生和家长对老师也很尊重，每次看到我们都会鞠上一躬，然后说“老师再见”。

他们越是这样，我们老师越有责任感，觉得更应该对学生负责。

说到区别，我认为可能是内地学生相对见多识广，社会阅历比较丰富，再一个就是读的书多，而玉树这边的孩子相对而言就比较单调，课堂之外读的书很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援青教师跟北京的学校做了一些互动，倡议捐赠书籍，让这里的学生能接触到更多的书籍。

新京报：过去的一年，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李建国：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通过一件事意识到了沟通方式的重要性。

我们学校有一个年轻的藏族小伙，教语文。他的教学经验不多，基本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就给他单独指导。刚接触的时候，因为担心语言问题，我怕他听不太懂我说的，我就每次说完话之后就问一句，“明白了吗”，但每次问完后他不太愿意回应我。

后来有一次，他第二天要上公开课但遇到了一些问题，就当晚来到我们指挥部跟我讨论公开课的事情，我们一直打磨到晚10点多，终于弄完了，他也很感激。他要离开的时候，突然问我，“李老师，我能问一句题外话吗”，我说，“可以”。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差，所以每次给我指导完，都会问一句‘明白了吗’?”

我这才意识到之前的沟通存在一些误会，连忙跟他解释，我是担心语言沟通有障碍，怕他有不明白的地方才这么问的。听完我的解释，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后来还给我买了一些水果表示感激。

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跟不同群体的沟通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一定要给予对方十足的尊重、付出真心，这样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努力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团队”

新京报：一年支教工作即将接近尾声，有没有什么想嘱托或者未完的心愿?

李建国：我们几批援青教师团队都特别想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团队，但现在只能说“还在路上”，而且这条路还很漫长。

本身这不是短时间能达成的目标，需要一批又一批人，也需要当地教师传承并愿意回到家乡工作。

我希望离开玉树以后，即便身处北京，也能跟玉树这面进行良性互动交流。比如说我们跟四高达成了一个共识，只要四高的老师来北京我们的学校交流学习，就免费接待食宿。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良性的对接互动，持续帮助学校及老师成长。

新京报：如果给过去一年的工作打个分，满分100分，你会给自己打多少分?

李建国：80分。援青工作已经开展近一年，但还是有部分让自己不满意的方面，一方面是时间短促，很多想法没有得到实施;另一方面，来到高原地区工作，由于身体种种局限，对于老师的教育工作或者培训工作以及跟学生的密切接触还不够。

从这些方面说，我觉得我们跟当地老师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他们在这种苦寒之地接受自己的信念，对我们即将回到本职工作的老师来讲也是一种激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玉树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故乡了，即便过段时间将回到北京回归本职工作，我们也会持续跟学校的师生联系，分享一些教学经验以及研究课题，共同进步。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玉树行、一生玉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