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讲解应对校园欺凌的策略，我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所有策略都抵不过一个教育思想：在青少年时代，感同身受意识与能力应该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最近，社会对校园霸凌的关注引发了我潜藏多年的痛苦，也引发我对教育的深思。我自己小时候就曾受过欺凌。小的时候，我又矮又瘦弱，一直到高中，我都没断过被同学欺负的经历——我被人打过、抢过钱。如果有谁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以暴制暴?对不起，我当时太弱小，我没有能力反抗。我是不是活该呢?

长大以后，我慢慢明白，处于优势者的人往往喜欢“欺负”别人一下，比如动不动嘲笑一下别人胖、说一下别人蠢，或者损别人一句。别人如果不高兴了，有点修养的就来一句：“开玩笑呢，当什么真?”如果没有修养则根本不理你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又何尝没有欺负过“弱小”呢?我不是也喊过“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吗?我刚教书那几年，就没有对学生讽刺挖苦过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恕道有了理解，又将鲁迅作品读得通透了，再加上学了些心理学知识，慢慢明白感同身受的重要性。所谓感同身受，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共情”。一个有修养的善良的人，一定是有更强共情能力的人。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据我半生的经历看，我认为感同身受的教育是当前教育的重大缺失。

我亲眼见过一位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冲着一个大高个同学说，你看他就像二百五似的。结果全班一片哄笑(那些哄笑的人中也有我)。从此，全班同学都叫那个同学“二百五”。

全班嘲笑一个同学，老师很少制止，更不用说郑重其事地给孩子讲这种嘲笑行为的危害。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事例的实施人并没有恶意，但我当时内心的痛苦却一直留存在心中。以至现在，我仍然会敏感、内向，不太敢和生人接触，内心安全感极差。

我不想怪谁，一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做得并不好，二是因为我小时候国家还处于紧缺的年代，那时，生存是第一位的事情，人的感受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并非恶意。但缺少感同身受确实成了一种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比如在教学中，教师下了课还在拖堂，而忘掉了学生只有十分钟课间需要上厕所;再比如，中午下课，学生马上要围着老师问问题而忘了老师中午要赶紧去吃饭。

比如在医院里，我见过无数次家长对孩子、成年子女对病中老人大声呵斥，这大概就是轮回吧。

还有舞台上，嘲笑寡妇、残疾人、农民的笑话屡见不鲜，影视剧里为了渲染英雄的神威，普通人一片片倒在他们的枪下。

我知道我这样说有些苛求，我自己也必须反思自己是否做得足够好;可是当缺少感同身受成了集体无意识并发展到极端，就会出现欺凌别人的孩子，就会对被欺凌的孩子说太好玩了。

如果说物质短缺时心理感受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孩子们对尊重心理感受的需求将极为强烈。此时，如果再不重视共情能力的培养，而只看重学生的竞争结果，那么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会结出恶果。

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讲解应对校园欺凌的策略，我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所有策略都抵不过一个教育思想：在青少年时代，感同身受意识与能力应该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德育课中，我们经常给学生进行纪律和法制教育，就不能只从违纪、违法的后果角度去吓唬学生，还应该引导学生体验自身因别人过失而深感痛苦后，推己及人体验别人的痛苦。

语文课上，我们要引导学生体验作品中那些弱小者的哀号。比如，教学《孔乙己》时，我们可以提示学生，那些短衣帮们明知孔乙己的痛苦，却一定当着他的面羞辱他。在教学《风筝》时，我们可以提示学生，那句兄长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傲然走出”后弟弟内心有多么绝望。

这就是鲁迅的大爱——他对立人的期待，对无爱世界的批判。如果学生上了高中还认为鲁迅就会骂人，那是我们教师的失职——不仅是语文教学的失职，更是教师的失职。

对于那些校园施暴者，不能以他们还小或者也要保护这些孩子的权益为借口，而不对之施以惩戒。如果那些孩子不因此恶行付出一些代价，结果就是纵容。

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家长，我们自己要有感同身受的意识和能力。我们要先从自身做起，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多对学生感同身受;同时也要明确告诉学生，他们的失当行为，会给家长和老师带来痛苦。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竞争、敢于挑战，但不能过于强调狼性意识或强者通吃，克制自己对强者、对聪明人、对胜利者的潜意识中的崇拜。这是共情能力缺失的认知根源。

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鲁迅的话：“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我们谁都不是绝对的强者，我们都是羊，但我们可能也是凶兽。阿Q被未庄众人欺负，于是他去欺负小尼姑。现在我们是强势者，去欺负弱小者;但终有一天，我们会老弱，那时新的强势者就会欺负我们。

作为老师和家长，我们必须重视自己与学生感同身受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否则，在我们老了不能自理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作者单位：北京师大二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