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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江吟暮江吟唐白居易 白居易《暮江吟》阅读答案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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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东南,我来为大家解答以上问题暮江吟暮江吟唐白居易,白居易《暮江吟》阅读答案及赏析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暮江吟》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这是一首写景佳作,全诗语言清丽流畅,格调清新,绘影绘色,细致真切,其写景之微妙,历来备受称道。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暮江吟》阅读答案及赏析,欢迎大家分享。

  暮江吟

  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注释

  ①残阳:将落山的太阳光。

  ②瑟瑟:碧绿色。

  ③怜:爱。

  ④真珠:即珍珠。

  ⑤月似弓:农历九月初三,上弦月,其弯如弓。

  译文

  一道残阳渐沉江中,半江碧绿半江艳红。

  最可爱的是那九月初三之夜,亮似珍珠郎朗新月形如弯弓。

  阅读练习

  (1) 残阳照射在江面上,诗人不说“照”而说“铺”,有什么表达效果?

  (2)诗人为什么觉得“九月初三夜”是可怜的?试结合诗句作具体分析。

  参考答案:

  (1)这是因为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的,用“铺”准确、形象。运用“铺”字,表现了秋天夕阳的柔和与江面的平静,给人以安闲、舒适之感。

  (2)"可怜”意为可爱。诗人看到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珍珠般的露珠,深蓝的天幕上悬挂着一张精巧银弓般的新月,所以才脱口而出赞美这可爱的夜晚。

  创作背景

  此诗大约是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在赴杭州任刺史的途中写的。当时朝廷政治昏暗,牛李党争激烈,诗人品尽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作者离开朝廷后心情轻松畅快,因作此诗。

  赏析:

  《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这些诗的特点是通过一时一物的吟咏,在一笑一吟中能够真率自然地表现内心深处的情思。

  诗人选取了红日西沉到新月东升这一段时间里的两组景物进行描写。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确象“铺”在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平缓,写出了秋天夕阳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诗人沉醉了,把自己的喜悦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了。

  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的境界。诗人俯身一看:呵呵,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这绿草上的滴滴清露,多么象镶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真珠”作比喻,不仅写出了露珠的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闪烁的光泽。再抬头一看:一弯新月初升,这真如同在碧蓝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弓!诗人把这天上地下的两种景象,压缩在一句诗里──“露似真珠月似弓”。作者从弓也似的一弯新月,想起此时正是“九月初三夜”,不禁脱口赞美它的可爱,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高潮,给诗歌造成了波澜。

  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多么和谐、宁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描容绘形,令人叹绝。由描绘暮江,到赞美月露,这中间似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与“暮”接,下与“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悦、热爱之情。

  这首诗大约是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写于赴杭州任刺史途中。当时朝政昏暗,牛李党争激烈,诗人谙尽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这首诗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离开朝廷后的轻松愉快的心情。途次所见,随口吟成,格调清新,自然可喜,读后给人以美的享受。

  作者介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文学成就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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