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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氏世范原文和翻译 篇1

　　【原文】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名其由。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拏，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强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临事之际，一以为是，一以为非，一以为当先，一以为当后，一以为宜急，一以为宜缓，其不齐如此。若互欲同于己，必致于争论，争论不胜，至于再三，至于十数，则不和之情自兹而启，或至于终身失欢。若悉悟此理，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此圣人教人和家之要术也，宜孰思之。

　　【译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最亲的莫过于父子和兄弟。然而，父子与兄弟有相处不融洽，不和睦的。父与子之间，或者因为父亲对孩子求全责备，要求太过苛刻，兄与弟之间，或者因为相互争夺家产财物。有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并没有求全责备、争夺财产，却很不和睦，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不和，有的便从这种不和中分辩是非，最终仍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概人的性情，有的宽容缓和，有的偏颇急躁，有的刚戾粗暴，有的柔弱儒雅，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糜浮薄，有的克制检点，有的放肆纵情 ，有的喜欢闲雅恬静，有的喜欢纷纷扰扰，有的人识见短浅，有的人识见广博，各自的禀性气质各有不同。父亲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子女合于自己的脾性，而子女的脾性未必是那个样子；兄长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弟弟合于自己的性格，而弟弟的性格也未必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可能做到相合，那么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也不可能相合。这就是父与子，兄与弟不和睦的最根本的原因。况且大凡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方认为是正确的，一方认为是错误的；一方认为应当先做，一方认为应当后做，一方以为应该急，一方以为应该缓，观点不同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彼此都想要对方和自己的性格、脾气、观点相同，必然会导致争吵与论辩，争吵、论辩不分胜负，以至于三番五次，更至于十次八次，那么不和自此就会产生，有的竟到了终其一生失去和睦的地步。

　　如果大家都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做父亲和兄长的对子女与弟弟通情达理，并且不苛责子女与弟弟与自己相同；做子女和弟弟的，恭敬地追随着父兄，却并不期望父兄只听取自己的意见，那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定相互和协，没有乖离争论的祸患。孔子说：“对待父母，屡次婉言劝谏，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还必须恭恭敬敬，不违背父母，仍然在做事的时候无怨无悔。”这就是圣人教给人们和家的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评析】性不可以强合，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他人，即使是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也同样不可如此。然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都有严格的界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不可越雷池一步。如此开明的观点出现在宋代，足见袁采在父子兄弟观念上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的时代里曾经有过表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他俩一块儿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假装睡着了，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儿，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钟毓、钟会两兄弟从小时候起，便有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行礼与不行礼，本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兄弟二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其父分别询问了各自的理由，足见他也并不是希望二人观点相同，性不可以强合，恐怕钟氏兄弟之父认识已比较清晰了。

　　然而可悲的是，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时，《红楼梦》中的贾政依然固守着迂腐的君臣父子观念，充当了一个切切实实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他在儿子贾宝玉身上贯彻了可怕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宝玉本来“顽愚怕读文章”，最讨厌沽名钓誉的国士禄蠹之流。当薛宝钗劝谏他走仕途时，他便道：“林妹妹若是这样，我早和她生分了。”从小喜欢在脂粉堆里混，谈到功名便萎糜不振的贾宝玉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而贾政从他自身出发，怎么也理解不了宝玉为何这般“没有出息”。性不可以强合，可惜的是贾政与贾宝玉都没理解到这一点。父子本是两代人，上一代的固有思想在下一代看来无法理解，下一代的叛逆在上一代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思想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宝玉越来越对自已的生存环境感到厌倦，贾政越来越对儿子的不求上进求全责备，最终结果是儿子纵然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功名，却并没有“接续香火”，重振家业，而是遁入空门，以求得真性的复苏，灵魂的止泊。人性是复杂的。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即便是同一个人，其身上的几种性格特征也会发生矛盾，而况不同的人，不同年代的父子兄弟之间呢？倘若贾政真能用客观的眼光打量一下宝玉的话，说不定对他心灵深处的纯洁会欣赏不已，倘若宝玉能对父亲的苦心做一番刨根问底儿的话，也不至于对父亲视若仇敌。至少能增添一丝怜悯，唤醒真切的父子亲情，或许结果也不至于太惨。

　　袁氏世范原文和翻译 篇2

　　【原文】人之父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启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为父者曰：“吾今日为人之父，盖前日尝为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亲之道，每事尽善，则为子者得于见闻，不待教诏而知效。倘吾前日事亲之道有所未善，将以责其子，得不有愧于心１为子者曰：“吾今日为人之子，则他日亦当为人之父。今父之抚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异于吾之父，则可以俯仰无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负于其子，亦何颜以见其父？”然世之善为人子者，常善为人父，不能孝其亲者，常欲虐其子。此无他，贤者能自反，则无往而不善；不贤者不能自反，为人子则多怨，为人父则多暴。然则自反之说，惟贤者可以语此。

　　【译述】在社会生活中，父与子之间，有的彼此不思虑自己的职责，却责备对方，这是导致父子不和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父与子各各都能反思一下自己，那么就会相安无事。做父亲的应该这样说：“我现在做人的父亲，从前曾经是别人的子女。大凡我原来奉事父母的原则是每事求尽善尽美，那么做子女的就会有所闻见，不等做父亲的去教导他们，他们就会明白怎样去对待父母了。倘若我过去侍奉父母未能尽善尽美，却去责备孩子不能做到这些，难道不是有愧于自己的良心吗？”做儿子的应该这样说：“我今天做为别人的`儿子，日后肯定会成为他人的父亲。今日我的父亲这样尽心尽力地抚养培育我，并且为我付出许多心血，可以称得上是厚爱了。日后我对待自己的子女，只有做到与我父亲待我的程度一样，才可以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如果做不到这些，不仅仅有负于子女，更无颜面去见父亲。”世上的人善于做儿子的，常常也很善于当别人的父亲，不能够孝事其父母双亲的，也常常想虐待其子女。这其中没有别的道理，贤达的人能够自己反省自己，那么就会做事稳当少出差错。不贤达的人不能够反省自己，做儿子多怨恨，做父亲多暴戾。那么自己反省自己的道理，只有贤达的人才可以谈论。

　　【评析】“上有老，下有斜是中年人对于生活劳累的感慨。大凡有头脑，有德行的人总是尽自己最大的所能，让父母在有生之年生活得幸福，总是想方设法抚育培养自己的子女，希冀他们有所成就。这种人生来就懂得反思，作为人子，能切身体会到父母抚养孩子的呕心沥血，因此他待父母尽心，待子女尽力。他的这种尽心尽力的做法，上得之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对下又成为子女的楷模与榜样。

　　《世说新语。德行篇》：“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自教儿。’”这个故事是说谢公的夫人在教导儿子时，追问太傅谢安为什么从来不见他教导儿子，谢安回答说他是以自身言行来教导儿子的。

　　谢安的作法就是促使儿子反思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的。儿子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揣摩出为人之子应怎样做，为人之父应怎样做。日常生活中，父子不和甚而至于分崩离析，仇敌相对。这其实是一种极为不明智的举动。父亲不明白自身当以身示范，儿子也不能够从父亲身上得到一丝一毫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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