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的江城子的翻译 《江城子》秦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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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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