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伊始，对于北京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最后一届传统高考刚刚过去。到了 2020 年，过去许多关于高考的回忆可能就会消失，就包括我们熟悉的文理分科，和刚刚过去的每年一次的6月高考。因为对于北京地区 2017 级之后入学的学生来说，高考已经不再是每年 6 月份固定的三天，他们的高考是一场从高一就必须开始规划和筹备的长跑，包括副科六选三、加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自行规划拥有两次考试机会的英语听力考试等等。有很多人认为，这代表了中国高考制度向西方“靠拢”的趋势。其实在美国，不太有直接和高考对应的概念。高中申请大学时，美国学生需要提供高中成绩单、标化考试的成绩、社会活动、个人陈述等材料，向学校展现一个更加多元、全面的自己。最终录取结果也并非唯成绩论，成绩一般，但个人特点突出的孩子“逆袭”的故事，也时有耳闻。

果真如此吗?我们和两位在改革一线的中国高中老师以及一位熟悉美国K12教育的资深教育专家聊了聊。

新高考：更多选择、机会、和压力

高考改革中，副科“6选3”让学生能避免简单粗暴的文理分科，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科目;英语听力考试一年两考，未来口语也会有两次考试机会;未来高校会采取综合评价的录取模式，除高考成绩(占比要求超过60%)外，还需考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等等。

更多的考试机会，对于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惯例、减少学生心理负担有不少帮助。

“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情，学生能更平和地面对考试”，玉琴老师是北京一所公立高中的语文老师，她带领的班级是高考改革后的第二批，即将在 2021 年参加高考，她认为提供两次机会，给学生提供了一次修正的机会，会改变一些孩子的学习态度，例如他知道自己的优劣势在哪里，后面可以针对性地提高。

这个观点也也到了杨凌(化名)老师的认可，作为中国高考改革的先锋城市上海，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的英语多次考试，杨凌自己也是一名英语老师，在和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的老师交流过程里，大家都普遍反馈到 “多一个机会，会让学生心里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他们可以更加有把握地准备。”

“在美国，SAT这类考试考察的更多的是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等，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另外也可以多次考试选送最高分。所以美国学生专门用于标准化考试准备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是更少的。在中国高考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学生也逐渐获得了锻炼多方面能力的机会。”刘君表示，她曾任国内知名教育机构总监，后在美创立K12在线教育机构7EDU，有17年的教学经验。

面对这些高考相关改革，大多数中国学生很直接的感受就是，需要自己做决定、提前规划的内容变多了。

以一个普通高中学生的三年生活为例：

在高一的时候，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专业，在历史、地理、政治、生物、物理、化学 6 门里任选 3 门，进行走班上课;与此同时，学校会为每一位学生建立电子档案，记录课外活动，竞赛成绩等等综合素质内容;

在高二的时候，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规划自己的考试安排，例如选择参加外语听力(一年有两次)，又或者是完成 3 门选科的等级考试。

在高三的时候，学生则需要专注到语文、数学、英语三门科目的高考备考中，并且会了解不同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参与自主招生考试。

除了埋头学习以外，学生需要针对不同阶段的学习重心提前做出判断和规划，这些决定也对最终的高考结果有着一定影响：6选3的科目影响专业选择，投入到课外活动和学业的精力比例也需要权衡。

另一方面，多次考试也给高考的设计和执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对高考命题小组来说来说，要保证两份试卷的难度一致，并且可以公平地反映出学生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以美国 SAT 考试为例，为了能够学生多次考试的成绩可比，他们积累了丰富的题库资源，以及每道题还有非常丰富的数据支持，而这些对于刚刚实行多次考试的高考来说，还需要时间积累。在 2018 年的浙江新高考中，由于英语考试两次考试难度不一致，出现了临时调整卷面调整分数的事情，就引发了家长和学会的强烈不满。

在新高考改革还未走进成熟阶段时，难度不一致的忧虑挥之不去，因此即使第一次成绩不错，家长也都会尽量让孩子准备两次考试，并且每一次都必须全力以赴。而在不断地在准备考试、参加考试的循环中，学生们也会非常疲惫，“这样几乎整个高二、高三都只在忙考试这一件事情了”，玉琴老师说道。

中美对比：提前规划、多元选拔

“取消文理分科，用 6 选 3 的方式代替，并且和大学的专业更加直接相关，这和美国现在的 AP(大学预科)课程非常相似”。刘君分析道。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会在录取过程里考虑 AP 课程成绩，对于一个美国高中生，他们高中三年会上 5- 8 门 AP 课程，而如果他们想申请更好的大学的话，这个数量会变得更多，大概在 7- 11 门。这些课程的选择，和他们未来申请的专业会有一定的相关性，为他们未来的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许多美国高中的孩子，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人生的规划，从高一开始就开始 AP 课程的学习。

而中国高考改革后，从高一开始，学生需要对于自己的专业提前思考，开始就做好准备。“比如学生未来对理工行业有兴趣，那么高一的时候他就需要去调研一下，发现这些行业都需要物理知识的支撑，那么物理可能就是一个必选科目。”玉琴老师说道。

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改革很可能会让他们有更多了解社会、提前对自己的大学专业做好调研的机会。

学校也会提供一些相应的活动。玉琴老师表示，现在每一年自己学校都会举办“仿真招聘会”，学校邀请十家工业、传播、制造业、科技企业参加，学生可以在老师指导下提前做好简历，由企业进行筛选，最终邀请学生到企业进行“一日实习”，体验真实工作场景，为未来择业提供参考。

“高考改革导致每个孩子的选择增多，生涯规划这一块开始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重视。”在上海，杨凌老师观察到许多家庭都会从不同的渠道获取信息，积极和学校里的班主任、任课老师沟通信息，和孩子一起去参与一些课外的活动。“可以说，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提高了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参与度，家校之间的沟通也不仅仅只是成绩，参与的时间会也高三提到高一，他们更多会聊到孩子未来的专业选择。”

不过，相比美国的 AP 课程分类，国内目前可以选择的副科数量还比较少，且和大学的对应还略有一些模糊。

“我们是第一届，加上老师也没跟我们说清楚，糊里糊涂就选了。其实一开始是想选‘历化地’的，但是老师说我们学校出于种种原因就开了全文全理和两理一文，所以选了‘物化地’。最后发现班上只有我一个女生。”重庆新高考第一届学生、知乎网友北笙写到。

对于师资已经很紧张的大多数公立学校来说，走班制是个不小的挑战，而且同一时间开多门课，还需要更多的教室。另一方面，单科老师和学生的交流频率和质量也有所下降。“以前面对一到两个班级，都是很熟悉、固定班级位置的学生，学生成绩有起伏可以直接到班上找他，现在走班制，除了学生主动来问问题，就比较难‘抓住’他们。”玉琴老师说道。

“有时候选拔学生的方式会反过来决定教学和整个教育系统运作的方式。”刘君解释道。“像SAT等考试有很多次机会，另外也只是大学申请的一个部分，所以整个家庭、甚至社会都为考试让道的情况在美国是没有的。”刘君表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锻炼了学生同时处理不同事情的能力，在高中阶段就要在考试、AP课程、课外活动等生活的不同部分做好平衡。而过去的中国高考，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就意味着学生需要能够非常稳定的发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准备一场考试。

未来这一点可能会有改变。

综合素质评价是在这次高考改革中的重点，主要用于展现学生在素质教育的成长，主要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合作与实践创新、运动与健康、审美以及综合表现能力。一般它会由学生主动填写，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会根据自己的日常观察、与家长的沟通等等来给予认证或者评价，已经是每个学生从小学开始积累起来的一份电子档案。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新举措，其实从 2006 年教育部就已经提出了，到了现在，许多大学在自主招生录取的时候，会要求学生提交自己的综合素质档案，作为自主招生面试的重要参考资料。

不过，最终到底综合素质评价到底在大学录取中占多大的比例，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方案，很多家长也会非常的焦虑，选择课外活动时候，也常常摸不清楚方向。而在这一块，美国则尊重个人的兴趣和选择，各个学校也不太一样，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可以用来参考。

但整体来说，中国高考改革后纳入的生涯规划确实和美国高中的培养体系越来越像，在国外的高中里，有专门的教师职位叫做 Counselor，它已经是教育体系里的非常重要部分，连接了美国的高中和大学，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人生兴趣，为孩子们进行升学辅导，包括类似于大学的专业如何选择，如何去准备标化考试，准备其他的申请材料等等。

“其实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最为重要。”刘君和她的团队帮助了许多不同背景学生申请美国大学，其中最为核心的工作是帮助孩子在申请大学过程里逐步完成自我认知，并可以自己做出选择，为选择负责，。“这一点在中美都是一样的，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还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变化，这是高中教育的责任。”

这一点也在新高考改革中慢慢地影响着中国家庭的培养方式。在新高考改革推进更早的上海，对于副科的选择，以及未来想要申请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主动拿的主意。“在更多的时候，老师的责任是给到充分的信息，帮助家庭，尤其是学生自己做决定”。杨凌老师说到。随着选拔方式的变化，以及年轻家长的增多，“让孩子选择自己的道路”越来越常见。

“美式高考”改革趋势：更加激进地“抛弃分数”

不难看出，中国高考制度上的改良，并非直接“学习西方教育制度”，而是为了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拔方式，让学生从高中阶段开始就更早地思考自己的人生、职业发展，不埋没闪光点。

毕竟，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在过去曾经是很多学生一生的遗憾。在有些省份，高考志愿在高考前填写，还有“掉档”的可能——由于估分误差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就彻底失去被一线院校录取的机会。另外，从初中甚至小学起，这场面对高考的长跑就已经开始。以深圳市2018年的高考数据为例，一线高中的高考一本录取率比全市平均本科录取率还要高接近15%。

“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就是在国内中考失利，没有上成比较好的高中，担心未来的出路。最后高中就选择上国际学校，之后进入纽约大学。”刘君说道。

而在美国，同样有着一些难以忽视的大学选拔制度改革趋势：总体来说更激进，希望进一步减少标化考试的影响力;SAT考试增加了“逆境分”。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由于SAT可以多次考试，许多学生疲于在考试和培训机构中奔命，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从 2010 年以来，在美国境内发起了一场“test-optional”的运动，包括像加州大学体系、布朗大学等许多排名靠前的大学决定允许学生在提交申请材料的时候不提交标化考试的成绩，而是通过其他的材料，更加丰富地了解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能力和个人素养。

而逆境分则来自于SAT/ ACT 考试的自我革命，试图摆脱自己是中产阶级“试金石”的刻板印象。这个分数并不会直接给到学生，而是给到招生官，它是由每个学生的背景信息(包括社区环境、家庭环境、高中等)拟估的一个分数，目的是帮助招生官来判断 SAT/ ACT 成绩的可信度。

“这个趋势有利有弊，支持者觉得可以更多侧重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个人素养，但我觉得这可能难以培养出扎实的基础知识。”刘君表示。

而对于从国内赴美的学生，不适应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刘君曾遇到的一个学生，在国内是个“学霸”，每门成绩都很优秀。但来了美国之后，学校老师不再追着他给很大压力，学生的英文水平又限制了他的成绩，所以成绩一落千丈，孩子自己的学习动力也下降了很多。“这种情况下，传统美国K12教育里比较放任自由的方式很难帮到他，可能就需要专业的机构去介入，帮助完成这个适应过程。”刘君解释道。

首先，需要设计过语言关的课程——国内英语补习和美国的英文实际应用相差甚远，而学生在国内恶补的单词背诵只限于拼写，不懂应用，换了语境就很难理解。这类课程用英文来讲解词汇，学生最初不理解，本来单词就不认识，为什么不给中文解释，反而用也不那么熟悉的英文讲解?实际上，这是为了提升用英文思考和学习的能力，让学生能自然而然地转换到英文思维。

其次，在三个月适应期后，课程加入了英文写作。“这时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学生希望我们能安排听力、口语、语法、阅读、写作所有分项课程，说国内就这样补习。”但其实英文能力并不能这样“分项”，想要提高英文能力，必须能够用英文思维去理解、学习、应用，各个单项能力就会随之提升。

最后，刘君给这个学生加入了英文授课的数学、物理、生物课程，学生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英文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也随之提高了，最终可以完全使用美国高中课程。

一年时间内，他从一个“水土不服的中国学霸”，成为了美国高中学霸，数学能力远高于平均水平，在AMC10(美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并顺利拿到了佐治亚理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其实从中美高考的种种变革中，不难看出，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权衡，可能会是大学甄选过程永恒的难题，也会一直有改变、思考和讨论。不过只要能保持开放的心态、审慎地尝试，理解教育的核心是“帮助每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方向”，我们就不会偏离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