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低于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1950年以来，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从2017年到2022年已连续下跌六年。

人口负增长背后反映的是低生育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曾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当下的中国，面临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相较死亡主导型负增长，当前人口形势更复杂，解决难度也更大。

而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且严重的。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形态和运行方式的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压力增加、经济增长放缓，乃至部分地区社会整体性衰败等问题”。

宋健认为，育龄人群中，受个体主义盛行的时代观念和就业、买房等外在压力的影响，年轻一代的生育主体——“90后”和“00后”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比起快要退出生育历程的“70”后和生育观相对积极的“80”后，这会给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带来更大影响。

还有人口专家直接指出，要“二孩”“三孩”“有得补”，就要让青年人愿意适龄生育“一孩”，提高人们生育“一孩”的幸福感。

“现在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育成本高，其实是综合负担高，不止是资金上的负担，还有生育养育对原本自由生活的影响，并且他们对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更淡漠了。所以‘一孩’问题很难，但如果‘一孩’意愿提升，整体情况也会得到更大的改善。”李成东说。

提升“一孩”乃至“二孩”“三孩”意愿并非是短时间的功夫，不少专家认为需要更长期的、更综合的举措，包括改善生育环境、减轻经济压力、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在社会氛围中培养更强的家庭意识等。

但从当前大多数的鼓励生育政策看，和更完善的福利相比，资金补助即直接发钱仍是最主要的举措。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很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往往不只是发钱，还发福利，但是建立一套社会化抚养系统的成本非常高，效率非常低。所以，相对于社会化抚养方案，直接发钱的优势在于效率。

“有人强调通过完善社会福利来鼓励生育，比如免费医疗、免费就学、免费生产，这些措施的确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孩子抚养的后顾之忧，但缺乏更强的激励作用，如果要人口增长，就不能仅仅是降低成本，而是要唤起生育的主动性。直接发钱就是成本最低、最直接的生育激励方式，后续也能将这笔奖励转化为生育收入。”盘和林说。